《出走,是为了回家》普林斯顿女孩刘安婷从流浪找到力量

《出走,是为了回家》普林斯顿女孩刘安婷从流浪找到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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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这世上只有两种流浪人:一种成为受害者,选择在塞纳河终结生命;另一种,成为战士,用他们所有的愁去建筑一个让他们大大展翅高飞的引擎,」她说:「流浪是我的力量。」

──伊朗裔旅法女演员法拉哈妮(《纽约时报》访问,2013/8/9)

我差不多十岁的时候,三毛成了我最喜欢的作家。

三毛之外,我几乎只读另一个人的文章:张爱玲。这两人真都不该是年龄刚跨进二位数的女生会喜欢的作家。我的妈妈当时有些紧张。对她来说,这个女儿似乎从小心中就住了个老人。这两个女人唯一的共通点,也许只是她们的流浪:三毛的台北到撒哈拉、爱玲的上海到美国。

不管如何,二○○九年九月,我坐在台北飞往纽华克机场的飞机上,咀嚼着这忽然突袭我、关于这陪伴我成长的两个女人的回忆。莫名其妙的,我鼻头一酸,毫无预警的失声痛哭。那时的我,十九岁,是将哭泣和懦弱画上等号的。在一片鸦雀无声的机舱里,我紧张的抓起原本披在脚上的毛毯,直觉的往嘴巴塞,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名副其实的咬紧牙,将想要哭出声的力气往上挤到眼睛旁,用尽力气流眼泪。

这份「失控」对我而言,似乎和我儿时对流浪者的崇拜一样难以理解。那并不是我第一次飞往美国。事实上,那甚至不是我第一次飞往普林斯顿,那所全美公认最美、最令人梦寐以求的大学;那所因录取我,让我在台湾初次尝到出名滋味的学校。

那次在飞机上「失控」时,我已经读完大学一年级,在非洲迦纳和台湾度过了第一个暑假。我的第一年,多采多姿,趣事、见闻一箩筐,甚至利用暑假的最后一个月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:《学会坚强,我考上普林斯顿》。多讽刺,不是该「学会坚强」了吗?竟然在交出书稿后不到一个礼拜,在离开台湾时痛哭失声。

四年后,我在台北松江路九十三巷恬静优雅的「人文空间」咖啡厅里,和採访我的杂誌记者聊起这段往事。

「我不懂,过愈久其实愈不懂,到底有什幺好哭的?」我告诉她,「我从小崇拜自由,幻想成为三毛和张爱玲笔下那种独立、有自信去编绘自己人生的新女性。当时的我该算是Dream come true! 哭什幺呢?」讲着,我自己都笑了。抬起头,预期她也会跟着我笑。

「妳真的不懂吗?」她却半皱着眉,一边做笔记,一边回我。我挑起眉头。

她看着我,放下笔,把录音暂停,专注的回我:「三毛和张爱玲最大的共通点,不是流浪,而是即使在她们最璀璨的篇章中,都抹不去的孤独。在我看来,十岁的妳,憧憬的不是真实的流浪,而只不过是将青少女的为赋新词强说愁提前几年罢了。

「孤独,在远观时浪漫,甚至散发出致命的吸引力。但是一旦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,却是一个无情的蜕皮过程,强迫我们不断的去习惯抽离对于任何外在人、事、物的依赖。」她喝了口茶,「十八岁的妳,因着对于流浪的浪漫憧憬把自己从台湾放逐。但是十九岁的妳,在一年之后,进入了为了挣脱依赖的阵痛。那是成为真正流浪者的洗礼啊。」

看着她,我有点不服气的反驳:「但是,在那之后,我又流浪了更多、更远的地方──海地、柬埔寨、法国、瑞士、义大利、西班牙、英国、德国……现在,我想起这些旅程,除了微笑还是只能微笑,甚至会说它们形塑了现在的我。我把它们看做宝藏,怎幺能说我因为流浪而哀愁呢?」

她顿了一下,然后也笑了,说:「这样说或许有点对前人失敬,但妳可能从三毛和张爱玲的流浪中,蜕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。」我又要反驳,她举起手示意让她说完,「对她们而言,孤独是为了流浪,不得不学习共存的旅伴。但是,孤独是不能和生命力共存的。一个人只能选择战胜它或是被它战胜。」